抗日战争初期，国内两种舆论大相径庭，一种认为我泱泱大国何惧日寇，完全可以速战速胜；一种则认为我体大弱虚根本不是日本对手，必败无疑。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既指出了中国人民必胜的前景，又指出了经过的艰苦卓绝，也就是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实证明，抗战不可能速胜，整个抗战整整打了8年之久。
此轮中国经济的调整会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呢？我们的老对手日本经济的调整从1986年开始就进入了失去的十年至今依然彷徨于十字路口，我们会不会重蹈覆辙呢？尽管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给出否定的答案，比如工业化的进程，比如城镇化的进程，比如我们人均收入和美国对比的历史阶段，但是种种的不同并不能完全打消我们的隐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拉美化的担心乃至于至今还在拉大的贫富分化都有可能成为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
黄亚生在其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文中曾举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国家具备以下的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国家当然是中国，但是错了，这个国家叫巴西，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在工业化过程中更是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1968-1974年，巴西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4%，创造了所谓的巴西奇迹。黄亚生特别指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中国的现状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救世主的评价只是中国专利，想当初，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的巨人，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挑战美国。有人要问，巴西后来怎么样？整个八十年代，巴西国内的生产总值增长为零！
我们一直说要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政府主导下的调整只会强化出国进民退这种结果，这显然和初衷是不一样的，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些，水皮在《中国经济的阴差阳错》一文中已有所谈及，这里不再展开，今天以巴西作为对比，只是想再一次提醒决策者们，中国经济的调整必须避免巴西模式。
市场一个最伟大的功能莫过于优胜劣汰，温州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地方，也是丛林法则演绎最完善的地方，最铁血冷漠无情的地方。温州现象的产生其实是正常的，老板跳楼跑路方式虽然不同，但是都是失败退出的必然，不如此极端也不会有人引以为诫。温州资本过剩众人皆知，温州人经历过炒股、炒房、炒高利贷三个阶段，现在泡沫破灭，愿赌服输，政府背不起这个责任也不该负这个责任，温州人自然会有自己的调整方式，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大市场小政府的地方，急功近利是不行的，想恢复元气少说五年，多说十年恐怕不为过，好了伤疤才会忘了痛。我们现在庆幸的是，高利贷这样的泡沫只发生在温州等少数地方，并没有形成全国蔓延的结果，如果出现2007年全民炒股那样炒高利贷的情景，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垄断性行业的民间投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国退民进才是中国经济调整的七寸和方向，解决了这个前提，时间就不是问题了。
汇丰PMI值回升到了49.5，创出了五个月来的新高，一改过去半年的颓势，这是软着陆的第一个星星之火吗？汇丰PMI代表的是中小企业指数，也是一个市场化的指数，一个充满希望的指数。(.华.夏.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