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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未来十年中国必须清除三大隐患

2012-11-14 11:56| 发布者: 天牛采编| 查看: 1718| 评论: 0

摘要:   编者按: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有三大重点,处理不好,将成三大隐患,只有及早清除隐患,才能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下为全文。  中 ...
  编者按: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有三大重点,处理不好,将成三大隐患,只有及早清除隐患,才能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下为全文。
  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有三大重点,处理不好,将成三大隐患,只有及早清除隐患,才能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
  建立真正的信用识别能力的金融体系
  中国目前存在大量隐性债务,影子银行充斥,业界普遍担忧被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以及后期项目的能力。
  在城投债、房地产信托、企业债集中兑付的2011、2012年,违约现象并未大规模发生,一切担心似乎只是杞人忧天。于是,在18大会议上,央行与银监会主席一致表示了对金融稳定的信心,并表示影子银行可控。宏观数据企稳,而实体企业负债率、库存上升,这不是好信号,有可能成为债务注水、信用失控的前兆。
  我们应该警惕藏在冰山下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与企业负债。如果不对债券与信托市场建立严厉的信用惩罚体制,目前金融领域的歌舞升平将被未来的问题取代,中国的债市与信托市场有可能走入股票市场一样熊长牛短、不被投资者信任的泥潭。
  A股市场一度让人欣喜,无论是融资规模和换手率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许多企业、个人借助股票市场实现了资产与营收规模的大幅上升,但在短牛之后便陷入长期熊市,投资者把股票市场斥为圈钱市,抱着赌博的心态参与股票发行的打新利益链条。
  股票市场推出的初衷具有投机色彩,为了缓解银行居高不下的坏帐,让大批低效却不能倒的企业找到新的低成本的融资场所。股票市场推出之初被视为一场抢蛋糕的游戏,没有人真正在意在股票市场建立严格的信用体制。现在,尝到了苦果,毁坏信用只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建立信用有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银行通过这两年高达两位数的净利润消化未来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但社会整体信用风险仍在上升。
  目前中国央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更注重社会融资规模。根据中国央行11月12日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较上年同期增加14.1%,增速低于9月底的14.8%。截至10月底,M2货币供应量增速低于此前接受道琼斯讯社调查的11位经济学家给出的预期中值14.5%。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5052亿元,创出13个月新低。与此相应,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29万亿元,其中信托及企业债占比超过34%,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将来必然超过间接融资成为主流融资方式。
  债券、信托、期货均需要大发展,但要追问的是,债券市场与信托市场的规模扩张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金融行业持续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让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融资渠道,为换届后的地方官员政绩添一把火?是让企业找到新的低息融资成本度过眼前危机进一步扩张规模,还是寻找到高效而诚信的企业,让这些企业家成为未来的经济支柱?还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
  很遗憾,在所有的金融改革中,并未强调信用建设。鄂尔多斯等地民间金融链条的崩溃显示高利贷风险,一些担保机构与小型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大规模的违约没有发生,有可能基于地方政府的隐性信用担保。事实上,信托提前清盘的不少,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初到10月底,约有50只房地产信托提前清盘,虽然占比并不高,但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功莫大焉。
  短融券也是如此,11月7日,4亿元新中基短期融资券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如期兑付,该公司负债率高达251.29%,地方政府托盘并不奇怪,今年山东海龙、江西赛维等短融券、以往云南城投债均如法炮制。
  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债券市场,意味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市场信用体系无法建立,因此也不可能准确定价,地方政府将竭尽全力保证本地债券如期兑付,未来的市场风险也就成为财政风险,投资者冲着政府信用进入金融市场,他们写下了风险自担的承诺,却根本不相信地方政府会违约。一旦发生大面积违约,将比股票市场走入谷底更加可怕。
  无论是地方金融改革,还是债券等市场,信用体系都是第一位的,否则,金融市场会变成数据骗子与短期投机家、追求政绩的冒险家的乐园。
  请记住,美国的财政悬崖可以通过美元铸币税转嫁给全球,人民币一旦出现财政悬崖,无处转嫁,只能转嫁给本国人民。
  建立有效而公平城市化进程
  杜绝剥夺农民利益、制造廉价劳动力、以扩大城市土地面积为主的伪城市化。
  城市化过程中制造新的贫民是城市化之耻。目前新一轮城市化中农民上楼运动方兴未艾,土地作为目前中国增值最快的资产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将农民土地转为国有在商品化开发之后谋求暴利。
  新一轮对农民的土地剥夺催肥了地方财政。据周天勇先生的估算,从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大约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形成4000万失地、失保和失业农民,大城市郊区农民的高补贴只是特例。
  另一方面,农民工朋友上半截在城市,下半截在农村,他们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之后,必须回到农村寻求土地收入保障,只实现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对接,而未完成包括就业、福利、教育在内的全部衔接。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乡村,中国城市化是半城市化。中国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进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获得掠夺性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因为掠夺性红利,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业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户籍制度是羁绊中国城市化的绊马索,不仅绊住了中国的生产效率,还浪费了资源,抑制了本应随城市化而来的消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城市化过程如果不幸沦落为新圈地运动,有可能造成城市赤贫阶层,向城市输送源源不断的无消费能力与专门技术的低端产业工人。健康的城市化过程,会在土地流转与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土地财富的再分配,造就一批拥有基本消费能力的中产收入阶层。当农民得到土地权证,并且这份权证足以让他们以中产阶层的身份进入工业化时代,当领导人敦促农民不要轻易出售土地证以获得最丰厚的土地溢价时,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培养中国最急需的中产收入阶层与中高端技术工人。
  城市化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用30年完成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城市化进程,而以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则要低得多。据《21世纪报道》披露,根据2010年的数据,200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4.8%,户籍人口城市化率25%。十年时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达到4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增加1个百分点,只有26%。重庆直辖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1%提高到5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9.5%提高到29%,二者差距从11.5个百分点扩大到2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可能虚增了20%的比例,这20%潜藏着无数被认为是城市居民的半城市化边缘人群。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可获得相对公平的土地收益,未来随着基本保障体制的完善,随着跟随终身可以流转的福利体制的建成,相信中国的户籍改革从小城镇到大城市将逐步放松,最终取消。城市化将立足大都市圈,提高城市的效率,在单位土地上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发源于秦代的户籍制度取消后,中国才能真正立足于现代城市化国家之列。
  建立真正的创新经济体
  技术的创新源于教育的创新,创新是一种思维,是一种体制,而不是口号与优惠政策。
  在如下的体制中,创新成为可能:容许各色人等独立思考,有最快的讯息足够他们做出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允许创业者试错,鼓励市场理性选择,杜绝千人一面、万马齐喑。在这样的体制中,中国企业家的狼性、中国劳动力的敬业,才能成为优势。
  全球都在强调创新,奥巴马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改变美国的硬件环境,在25年内要让高铁覆盖全美80%领土,未来5年要使得高速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拓展到98%,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融入到现在的数码时代。到2035年,清洁能源将提供美国80%的电力。如果中国信息网络四通信达,信息接受速度却慢如蜗牛,如果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被迫成为风投家,为说大话的冒险家支付成本,如果银行成为高科技企业的出纳,那些亏损者高举不恰当的虎皮当作大旗,那么,中国的创新只能停留在模仿阶段。
  这是一场教育理念的比拼,也是一场游戏规则的比拼。从小学开始的应试教育,让孩子们成为记忆机器,而不是有创造力的独立个体。在人文教育中,学生没有感受到人文的优美,养成良好的教养,反而在枯燥的背诵中人格撕裂;另一方面,在逻辑训练中,学生成为作业机器,他们很少体会到思考的乐趣,与问题的复杂性。
  除了重大基础工程之外,企业创新需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对真正创新企业的识别,这些识别最好让市场来完成,由风险投资与基金来挑选。
  任何优惠政策都只能培育出热衷于享受优惠的投机份子,有多少企业顶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帽子获得补贴和税收优惠?2010年8月,科技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至少有五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以享受极为优惠的税收减免。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8年4月14日共同出台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不论高新区内外),其企业所得税可在三年内从25%减为15%。《新世纪》周刊报道,政策落定,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代办机构一夜暴增。其中北京的代办机构与个人达到两三百家,为全国之最;长三角及珠三角次之,每个地区也有上百家之多。海南省因对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再给予50万元的创新经费支持,亦成为中介的抢滩之地。不宁如是,在政府高科技项目筛选中,近亲繁殖、同一师门互相挑选成为普遍现象。
  好的企业家、科学家随时都有创新意识。在管理上的改进、在组织结构上的调整等等,都是创新之一种,不必好大喜功,非要达到世界一流,在重大科研领域,中国除了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的青蒿素、高铁风洞等技术之外,乏善可陈。相反,在智能制造时代,只要相信市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中国企业仍在无数的经营、管理、技术发明、工艺流程的创新空间。无数的民企、无数的投资家在进行选择,政府可稳做钓鱼台,成果出现后,政府的优惠政策也就顺理成章。
  中国不缺三星公司的狼性,却缺乏这些大企业所拥有的自由经营权;中国不缺Mark Zuckerberg这样的创业家,却缺乏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平台--无论是苹果还是Facebook,体现的是资源的整合能力,体现的是创新精神,而个体的创新精神恰恰是中国目前体制最匮乏的。我们鼓励创新,但教育体制、优惠体制、举国体制却在时时刻刻抑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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