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联合国8次说“不”

　　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中国和俄罗斯对决议草案投否决票，决议草案未通过。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争议，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投反对票的不理解之声。历史上，中国投过多少次反对票？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又是如何行使“反对票”这一神圣权力的？

　　时间倒回到去年3月17日，安理会就1973号决议进行表决，这一决议被西方视为武力干预利比亚局势的“法律依据”。中俄投下弃权票，令决议通过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疾风骤雨般的利比亚战事及卡扎菲政权倒台。

　　现在，巴沙尔政权面临着卡扎菲政权类似困境，这一次，中俄为何集体说不？

　　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何说不？

　　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且外交风格一贯硬朗，因而俄对决议的否决在人们意料之中。相比之下，中国与叙利亚的经贸及安全联系不甚紧密，投否决票让西方颇感意外。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提案国在各方仍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强行推动表决，无助于维护安理会的团结和权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不是谁的庇护者，也不刻意反对谁，而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负责任态度。

　　回溯一下去年的利比亚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国此次投反对票的动机。

　　从去年3月份开始，在西方的武力干预下，利比亚战事持续了大半年，最终以卡扎菲政权倒台和卡扎菲殒命收场。这一结果无疑强化了西方对“新干涉主义”外交的信心，而中国向来反对这种以人权为借口强行推动别国政权更迭的做法，更担心其走向模式化、程序化。尽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不解，中国在安理会还是强硬说“不”，意在遏制利比亚战争以来西方“新干涉主义”外交继续上升的势头。这也是中国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对国际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的担当。

　　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自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安理会仅行使否决权8次，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行使否决权为个位数的国家。

　　中国在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即获得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世界对中国在二战中所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认可。但1949年至1971年，中国的席位由台湾当局非法占据。直到1971年，中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复，从那时起，否决权的行使集中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8次否决反映中国外交政策变迁

　　通过对中国行使否决权记录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对否决权的使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1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反帝、反霸以及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受压迫国家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在这一阶段，中国两次行使否决权，一次为捍卫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遭受惨败的巴基斯坦领土主权完整，一次为保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益。两次否决都体现了彼时中国外交所具有的强烈正义感和使命色彩。

　　第二阶段：1978年至2000年，改革开放战略确立与巩固阶段。国内建设与发展经济成中国的第一要务，在此阶段，外交集中精力为国内建设与发展服务。这一时期中国埋头于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后，中国外交的内倾性更趋明显。中国在这一时期行使否决权的次数仅有两次,都是因为提案所涉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这说明在涉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还是坚决地“有所作为”。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更为热心、参与程度更高。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在安理会对否决权的运用更多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甚至不惜得罪西方。这一时期，中国四次行使否决权，帮助缅甸、津巴布韦和叙利亚等国抵挡西方的施压。在这四次投票中，俄罗斯也都投了否决票，安理会因此颇有中、俄与美、英、法分庭抗礼的态势。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在安理会保持相似或一致立场，反映了两国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日臻成熟，这也是近些年两国对美国的战略挤压作出的自然反应。

　　照顾中小国家利益将成常态

　　从中国对否决权的行使可以看出，除为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外，中国总是尽可能的照顾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利益。这一基本的投票取向在未来不会有太大改变。伴随着各方面实力的增长，中国应做好准备承担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对否决权更为合理的使用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副外长崔天凯此前说，中国的“投票态度并不取决于别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重大原则和利益。”他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这应该仍是未来中国行使否决权的指导思想。

　　（刘杰西 学者）